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，并在中外佛教界发生重大影响，是从唐代开始的。有唐一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。
　　
　　 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，所以视五台山为“祖宗植德之所”。李渊在起兵反隋时，就对佛教许下大愿，说当了皇帝，一定大弘三宝。武德二年（ 619）李渊便在京师集聚高僧，立十大德，管理僧尼事务。唐太宗即位后，重兴译经事业，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，又度僧三千人，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。贞观九年（ 635），下诏曰：“五台山者，文殊必宅，万圣幽（木妻），境系太原，实我祖宗植德之所，切宜祗畏。”“是年，台山建十刹，度增数百。”
　　
　　 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，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。长寿二年（ 693），名僧菩提流志等上新译《宝雨经》，称菩萨现女身，为武则天上台大造舆论。证圣元年（ 695），又命菩提流志和实叉难陀重新翻译《华严经》。圣历二年（699）译毕。新译《华严经》说：“东北方有处，名清凉山。从昔以来，诸菩萨众于中止住。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，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。”长安二年（ 702），武则天自称“神游五顶（清凉五台山的五大高峰）”，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。工峻后，命大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，并封其为“昌平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，主掌京国僧尼事。”这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发端，也是五台山在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挟持下，发展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。
　　
　　 据记载，唐代自太宗至德宗，“凡九帝，莫不倾仰灵山，留神圣境，御札天衣，每光五顶，中使香药，不断岁时，至于百辟归崇，殊帮赍供，不可悉记矣。”显而易见，从唐太宗到唐德宗，都对五台山佛教给予极大的支持和扶助。
　　
　　 从佛教经典来看，除新译《华严经》说文殊菩萨住处“名清凉山”外，《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》也云：“佛告金刚密迹王言：我灭度后，于此南赡部州东北方，有国名大震那，其中有山名五项，文殊童子游行居住，为诸众生于中说法。”由于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文殊菩萨住处——“清凉山”“五顶山”，同五台山的地形、气候、环境，极为相似，所以，中外佛教徒便把五台山这个“五峰耸出”“曾无炎暑”的自然存在物，当作是他们虚幻世界里的文殊菩萨住地了。这样，五台山就成了佛教徒们竞相朝礼的圣地，驰名中外，显赫于世。不言而喻，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，是借助于李唐王朝的强盛而名扬中外的。
　　
　　 在唐代，佛教备受推崇，文殊菩萨尤其为佛教徒所尊崇。国家规定，全国所有寺院的斋堂，都必须供奉文殊菩萨像。由于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萨，视五台山为佛教圣地，所以五台山空前隆盛，名僧辈出，澄观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。
　　
　　 澄观，（738－839），俗姓夏侯，字大休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十一岁，在应天宝林寺出家，十四岁得度，三十九岁时，“誓游五台，一一巡礼。”在遍访五台山名刹胜迹之后，留居大华严寺研讨《华严经》，在寺中主讲《华严经》五年。后来，澄观觉得“华严旧疏，旨约文繁。”于是，“旦暮策怀，思惟造疏。”唐德宗兴元元年（ 784）四月八日，澄观谢绝交游，在大华严寺制疏阁重新注疏《华严经》。至德宗贞元三年（787）十一月五日，历时三年多，终于著述出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六十卷。唐代宗时，澄观被代宗“事以师礼”。唐德宗又尊其为“教授和尚”，“诏受镇国大师号，进天下大僧录。”宪宗即位，“敕有司别铸金印，迁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，统冠天下缁僧，主教门事。”“穆宗，敬宗咸仰巨（大）休，悉封大照国师。文宗太（大）和五年，帝受心戒于师。开成元年，帝以师百岁寿诞，赐农财食味，加封大统国师。”“中外台铺重臣，咸以八戒礼而师之”。澄观“生历九朝，为七帝师”，于唐文宗开成四年（ 839）卒，年一百零二。唐文宗“特辍朝三日”，命“重臣缟素”，隆重葬之。被尊为“华严宗第四代祖师”。有唐一代，五台山名僧辈出，这也是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　　 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再一标志，是佛教寺院的大规模兴建和僧侣人数的增多。在唐代，五台山见诸记载的佛寺就有七十余所，且规模十分宏伟，仅以金阁寺的兴建为例略述如下：
　　
　　 金阁寺是由著名高僧不空三藏主持建造的。不空三藏与玄奘三藏、鸠摩罗什齐名，是我国佛经的三大译师之一。译有《金刚顶经》等大乘及密宗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。也是我国佛教密宗的创始人。不空三藏备受朝廷优礼，唐代宗称之为“我之宗师，人之舟揖”。金阁寺的建筑式样，就是不空三藏参照印度最著名的寺院那兰陀寺设计的。为了建造金阁寺，皇帝、皇亲和百官捐赠了大量金钱，唐代宗甚至下诏命令全国十节度使都要为建造金阁寺慷慨捐助。建造金阁寺的材料和工匠来自全国各地，耗资“计钱巨亿万”。金阁寺于唐代宗大历二年（ 767）兴工，大历五年（ 770）工峻，历时三年，建筑工艺十分精美。寺中壮丽的金阁分上中下三层，高百余尺，“铸铜涂金为瓦”，“照耀山谷”。寺成之后，不空三藏奉敕住持金阁寺。可惜这样雄伟壮丽的建筑，在唐武宗灭佛时已被摧毁殆尽，早已荡然无存了。
　　
　　 随着佛寺的兴建和扩大，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亦日益增多。唐德宗贞元年间，合山僧尼达万人之众。佛教本来是李唐王朝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，但自安史之乱后，由于国家徭役征派极端繁重，寺院便成了人们逃避徭役的隐避所。寺院僧侣亦趁均田制破坏之机，兼并土地，驱使奴婢，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，为非作歹。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，使僧侣地主同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。唐文宗曾对宰相说；古时三人食一农人，今加兵佛，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，其中吾民尤困于佛。已有毁禁佛教的意图。武宗继位，发怒说，使我民穷困者乃佛，遂于会昌五年（845）下诏废佛，命令拆毁寺字，勒令僧尼还俗。综计全国拆毁大小寺庙四万四千六百余所，僧尼还低二十六万余人，收回土地数千万顷。五台山亦不例外，僧侣散尽，寺庙被毁。唐宣宗即位，又再兴佛教。政府规定五台山的度增数仍达“五千僧”。实际上，加上私度和游方增，要比“五千僧”多得多。纵观历代五台山的僧侣人数，以唐代为最多。寺庙林立，僧侣若云，这也是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标志。
　　
　　 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再一个标志，是外国佛教徒竞相朝礼和对五台山的无限景仰。唐朝国威强盛，经济繁荣，在国际上声望甚高，是亚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。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，五台山又受到了印度、日本、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景仰。朝礼五台山和到五台山求取佛经佛法的外国僧侣很多。其中日本僧侣不仅人数众多，而且还有许多著名高僧，诸如惠萼、灵仙、圆仁、慧运、圆修、宗睿等等。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慈觉大师在五台山“求法巡礼”时，曾将日本不能论决的天台宗疑难问题三十条，请我国天台宗高僧、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志远法师裁决。日本佛教徒称之为“唐决”。他们不但在五台山求得许多佛教经典，而且还将“五台山土石”当作圣物带回日本。灵仙三藏，是兼通日、汉、梵三种语言文字的日本著名高僧，他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更长达七年之久，从五台山向日本天皇送去许多佛教典籍和法物。唐文宗太和元年（ 827），逝于五台山灵境寺。日本不但佛教僧侣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非常崇仰，“上自天皇，下至公卿”，也都“乐于施舍大量黄金，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用”。唐武宗会昌四年（ 844），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后，还“特派惠萼入唐，把亲手制的绣文袈裟施给那里的僧众，把宝幡及镜奁等具施给五台山。”
　　
　　 总之，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是唐代形成的，是借助于李唐王朝强盛的国威，伴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显赫于世的。